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,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  25.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

这几句话引起全场上难以形容的惊愕。爵士一下子跳起,离开座位,叫道:
“谁这样说?” “是我,”在桌子那端有个农场工人回答。
“你呀,艾尔通!”奥摩尔说,他的惊奇不亚于其他人。“是我,”艾尔通兴奋而坚定地说。“我,和您一样,爵士,是苏格兰人,而且还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遇难船员。”
这一宣布,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,玛丽小姐感到天晕地转,心里高兴地差点昏,不由自主地倒在海轮夫人的怀里。门格尔、罗伯尔、少校等也都围到艾尔通身边来。
艾尔通是个45岁的人,一副严酷的面孔,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陷下去。他一定有非凡的气力,虽然很瘦。他浑身筋骨可见肥肉与他似乎无缘,中等身材,身膀宽大,举动坚决,面容严酷,神色充满了智慧和毅力。这一切使人一看便产生了好感。他似乎最近还受过苦难,这苦难在他脸上烙下的印证更增加了他的同情心。他是一个不仅能吃苦,并且不怕吃苦,而且能战胜苦难的人。
爵士和他的朋友们一看便感觉出这一点,艾尔通这个人叫人家一接触,就不能不重视。爵士代表大家发言,提出许多问题,艾尔通一一回答了。他们两个在这种场合巧遇知音又是同胞,心里百感交集。
所以,爵士最初提出的问题都是杂乱无章的,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涌出来的。
“你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?”他问。
“是的,爵士,我是那条船上的水手长。” “是船只失事后和他们一起脱险的吗?”
“不是,爵士。在那可怕的当儿,我被甩出船帮,被海水打到海岸上来了。”
“你不是文件中说的那两个水手之一吗?” “什么文件?我不知道这回事!”
“那么船长呢?”
“我原以为他淹死了,失踪了,沉到海底去了。我一直认为只有我一个脱险呢!”
“但是,你刚才说船长还活着呀!” “不对,我刚才说,如果船长还活着的话……”
“你刚才又补充了一句,他一定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啊! ……”
“是呀!他只能在这片大陆上。” “那么,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吗?”
“不知道,爵士。我再重复一遍,我以为他葬身海底了,或者在岩石上撞死了。是您告诉我也许他还活着的呀。”
“那么,你还知道什么?”爵士问。
“我只知道一点,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,他就在澳大利亚大陆。”
“船究竟在哪儿出事的?”少校终于忍不住了。
这本该首先提出的问题,但被爵士和艾尔通之间空泛的谈话给耽搁了。现在,谈话步入正规,比较有条理了,不一会儿,那段漆黑的历史情节开始明朗化了。
艾尔通对少校先生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回答:
“当我正在船头接触帆时,突然被甩了出去,不列颠尼亚号正向大洋洲海岸驶去,那时它离岸不过两英里。因此,出事地点一定就在那儿。”
“在南纬37度线上吗?”门格尔问。 “是的!”艾尔通说。 “是不是在西海岸啊?”
“不是,在东海岸,”水手长纠正说。 “在什么时候?”
“1862年6月27日夜晚。” “对了,对极了,”爵士叫起来。
“您该明白了吧,爵士,”水手长又补充道,“如果格兰特真活着,就一定在大陆上能找到他,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。”
“我们一定去找,一定找到他们,把他们解救出来,朋友们!”地理学家叫起来。“啊!宝贵的文件啊,”他又天真地补充上一句,“不能不说你落到最聪明的人手里。”
无疑地,没有人听这位地理学家恭维的话语。哥利纳帆夫妇、玛丽和罗伯尔又再次涌向艾尔通身边。他们握着艾尔通的手,好象有了这个人在眼前,格兰特船长的安全就有了保证。既然水手能安全脱险,船长还不能逃出那场灾难吗?艾尔通也乐意地重复着格兰特应该和他在一起的话语。大家又问了他许多问题,他都一一作了解释。当他讲话的时候,玛丽小姐握着他的手。这是父亲的一个伙伴呀!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船员呀!他曾在格兰特船长身边生活过呀!他们共同漂洋过海,冒着共同的危险呀!玛丽小姐紧盯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,激动地流出泪水。
直到这时为止,没有任何人再怀疑水手长的身份了。只有少校,或许门格尔也在内,他们心里想艾尔通的话是否能完全相信。这种意外的巧合可以引起若干怀疑的。当然,水手长举出许多事实以及许多彼此相符的日期,还举出许多动人的特殊细节。但是细节尽管正确,也不一定是真的,因为骗子的手段往往高明得多,大家都知道这一点。因此,少校保留态度,不肯立刻下断语。
至于门格尔船长呢,他的怀疑不久就被水手的话打消了。当他听见那水手对玛丽谈论她父亲时,他认为艾尔通真正是格兰特船长的伙伴了。艾尔通非常熟悉船长的孩子。当他们出发时,他还在格拉斯哥港见过他们。他说,那天船长向朋友告别,举行了宴会,两个孩子都来吃饭。那时,小罗伯尔还不到10岁,船长托水手狄克照看他,他却背地里爬到桅杆上的横木,虚惊一场!
“真是这样吗?”小罗伯尔笑着问。
水手长又随便讲了许多小事情,仿佛无足轻重,但船长却看得十分重要。他歇下来,玛丽就柔声请求他:
“再说呀,艾尔通先生,再给我们讲讲我们的父亲。”
水手长极力地满足他们的要求。爵士不愿打断他的话头,但是有更多的问题挤在脑子里,海轮夫人让他看玛丽那种快慰的情绪,不让他开口。
就在这段谈话中,艾尔通叙述了不列颠尼亚号的历史以及它在太平洋上的航行。玛丽对那次航行也知道一部分,因为船只的消息一直到1862年5月才消失。这一年中,这艘船在大洋洲各主要陆地都曾靠岸,他们到过新几内亚、新西兰、新喀里多尼亚,这些陆地多是殖民地,所以他们到处受到英国当局的歧视。然后,他们居然在巴布亚西岸找到一个据点,觉得可以在那儿建个移民区,并可以保证它的繁荣。的确,在摩鹿加和菲律宾的船路中间如果有一个中途站,一定能吸引许多船只,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,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就取消了。格兰特船长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,他反对那些不顾国际共同利益的政治斗争。
不列颠尼亚号在勘察完巴布亚之后,就到卡拉俄去办粮食,1862年5月30日离开卡亚俄港,准备由印度洋取道好望角回欧洲大陆。启程后三个星期,一场骇人的暴风雨把船打坏了。船几乎要翻了,非砍断桅杆不可。船底漏洞开始进水,怎么也堵不住。全体船员几天几夜未合眼,快累死了,他们一刻也离不开怞水机。轮船在风暴中颠簸了8天8夜,舱里水深6米了,船体渐渐下沉。而小艇又都在狂风暴雨中刮走了。大家只好在船上等死,而这时候,正如地理学家推测的那样,船望到了澳大利亚东海岸。不一会儿,船就撞岸沉没了。先是猛烈一碰,艾尔通被浪头卷进去,打到一个珊瑚礁上,晕了过去。苏醒过来以后,他已落到土人手中。当他被带往内陆后,再也没有听到不列颠尼亚号的消息。关于格兰特船长的叙述到这里结束。这段叙述引起不止一次的惊呼,少校再也不怀凝水手长所说的事实,否则,不免太不公正了。有了文件,再加上艾尔通的个人经历对于这次寻访就更具有现实意义,这一切充分证明格兰特船长及他的同伴没有葬身海底。人们很合理地推测到那三个人的遭遇,所以大家又请艾尔通叙述一下他在内陆的情形。这段叙述很简单,很通俗。
艾尔通成了土人的俘虏之后,就在大运河流域一带劳动。他生活得很苦,因为那部落本身就是穷苦,但是他并不受到虐待。艰苦的奴隶般的生活过了两年,他的心中依然怀着恢复自由的希望。尽管逃跑会遇到很多危险,但他还是等待任何一个小机会以便逃脱。
1864年10的一个夜晚,他趁土人防备不严,跑到原始森林里躲了起来。整整躲了一个月,他吃的是草根、树叶、树皮等,在广无人烟的地域来回徘徊。白天靠太阳,晚上靠星星辨别方向,他常常沦入绝望的境地。就这样,他越过沼泽、河流、高山,走过许多探险家都不敢到的地方。最后,他跑得精疲力尽,死去活来,已奄奄一息,才来到奥摩尔这个善良的人家里,以劳动换得幸福生活。
“艾尔通对我很感激,我对他也很满意,”那爱尔兰移民听完这段叙述之后说,“他是个聪明又勇敢的人,只要他愿意,这儿永远是他的家。”
水手长做了个手势,表示对爱尔兰人的感谢,他等候人们继续提出问题。这时他心里想他的听众问这问那是有充分理由的,应该满足他们。但是,现在他回答的问题有的提过好几遍,还有什么新问题呢?因此,爵士让大家展开讨论,根据目前情况,应该怎样制定下一步的寻访计划。少校转向水手长,问道:
“你说你是格兰特船长的部下,有什么证明吗?”
“这还用说,”艾尔通毫不迟疑地回答。
但是,他感觉到少校对他有点不信任,因而又补上一句。
“我有船上的服务证书。”
说着,立刻走出大厅去取那证书。他来去不过一分钟。奥摩尔趁这个当儿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爵士,我可以向您保证艾尔通是个诚实人。他在我这里做了两个月的活,没有一点可责备的。我事先已知道他是个遇难的俘虏。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,值得你信任。”
爵士正在向庄主解释他可从来没有怀疑过艾尔通的身份,而这时艾尔通已拿着证书走来。这证书是船主和格兰特船长共同签署的,玛丽认出是父亲的笔迹。证书上写着“兹派一级海员脱姆-艾尔通为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。”关于对艾尔通的身份毫无怀疑的余地了。“现在,”爵士说,“我征求大家的意见,今后将怎样做的问题。你的意见,艾尔通,是特有用的。如果你再给我提些建议,我们将十分感谢。”
水手长想了一会儿,然后回答说:“谢谢阁下对我的信任,我也尽力不辜负您的希望。我对这儿的风土人情也了解一二,如果我能给诸位帮忙的话……”
“你当然能给我们帮上忙!”爵士说。
“我和大家想的一样,”水手长又说,“船长和那两个伙伴既然从那场惨祸中逃脱出来,没有跑到英国的属地,现在又无任何消息,就不得不怀疑和我遭遇一样,被土人掳去了。”“你说的正是我所预料的情况,”地理学家附和说,“那几个遇难人明显做了土人的俘虏,他们在文件中也预料到了。但是我们能不能推测,他们所去的地方和你一样,在南纬37度线以北呢”。
“很有可能,先生,”水手长回答说:“那些歧视欧洲人的土人很少住在英国殖民区的。”
“这叫我们找起来困难多了,”爵士说着,心里没有主意,“这么一大片陆地,我们又怎么能在内陆找到俘虏的踪影呢?”
长时间的沉默之后,海轮夫人用眼光探问全场的旅伴,但是得不到答复,就是那心直口快的地理学家也破例地哑口无言了,门格尔船长在大厅里踱来踱去,也感到有些为难。“你有什么好主意呢,艾尔通先生?”海轮夫人终于问水手长了,“假如是你,将如何做法?”
“我要做的话,夫人,”艾尔通相当快地说,“不再回到邓肯号上,直接驶到出事地点去。到那儿再见机行事,这样,或许可以找到一点线索,然后再斟酌处理。”
“好倒好,”爵士说,“只是要等邓肯号修好了才成。” “船坏了吗?”艾尔通问。
“是的,”船长回答。 “坏得厉害吗?”
“厉害倒不厉害,只是需要些修理工具。一个蒸汽轮的叶片扭坏了,只有到墨尔本才能修好。”
“不能张帆行走吗?”水手长又问。
“能是能,但是,稍微起了逆风,邓肯号到吐福湾太浪费时间了。不管如何,还是要到墨尔本去的。”
“那么,让它先去维修好了,”地理学家叫起来,“我们不坐船去吐福湾了。”
“步行去吗?”船长问。
“横贯澳大利亚和横贯亚美利亚一样,我们沿着37度纬线走就行了。”
“但是邓肯号呢?”水手长问,显得格外关心。
“等邓肯号修好后,去接我们。有谁反对这个计划?少校怎样?”
“我不反对,”少校回答,“只要横贯澳大利亚是可行的话。”
“那没问题,”地理学家说,“我还建议海轮夫人和玛丽小姐一块去呢!”
“你说的是真心话?巴加内尔?”爵士问。
“老实不客气地说,我亲爱的阁下。这只有580公里的路程,一天走30公里,不到一个月就走完了,和修好邓肯号所需时间差不多。啊!如果要在向北一点的纬线上行进,如果要在澳大利亚最宽的部分穿过它,如果要经过那些酷热的大沙漠,总之,如果要做许多最大胆的探险也没做过的事,那就不同了。这趟旅行,如果大家愿意的话,可以坐轻快的马车,也可以坐土车,坐土车更有情调,等于从轮敦到爱尔兰去游览一番,没有什么别的东西。”
“若是有猛兽呢?”爵士想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提出来。
“澳大利亚没有猛兽。” “遇到未开化的土人呢?”
“这条纬线上没有土人。即使有,也不象新西兰的土人那么凶狠。”
“还有英国的流犯呢?”
“在澳大利亚南部各省没有流犯,只有东部殖民区才有。37度纬线穿过的维多利亚省不仅拒绝流犯入境,而且还制定法律,连外省期满释放的流犯都不准入境。甚至今年维多利亚省政府还通知轮船公司,如有接受流犯的港口,禁止以后运煤,并停止对公司的补助。”
“是的,”奥摩尔肯定了巴加内尔的说法,“不仅维多利亚这样做,而且南澳、昆土兰、乃至塔斯马尼亚各省也纷纷效仿。
“就拿我说,我也不曾遇见过,”艾尔通附和道。“你们该放心了吧,朋友们,”地理学家又说,“既没土人,又没猛兽,更没流犯,连欧洲也没有这样好的地区!现在,大家该同意这个计划了吧?”
“你的意思如何,夫人?”爵士问。
“我同意大家的意见,我亲爱的爱德华,”海轮夫人回答完,又把头转向大家说:“上路吧!朋友们!”

  这几句话引起全场上难以形容的惊愕。爵士一下子跳起,离开座位,叫道:

  “谁这样说?”

  “是我,”在桌子那端有个农场工人回答。

  “你呀,艾尔通!”奥摩尔说,他的惊奇不亚于其他人。“是我,”艾尔通兴奋而坚定地说。“我,和您一样,爵士,是苏格兰人,而且还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遇难船员。”

  这一宣布,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,玛丽小姐感到天晕地转,心里高兴地差点昏,不由自主地倒在海伦夫人的怀里。门格尔、罗伯尔、少校等也都围到艾尔通身边来。

  艾尔通是个45岁的人,一副严酷的面孔,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陷下去。他一定有非凡的气力,虽然很瘦。他浑身筋骨可见肥肉与他似乎无缘,中等身材,身膀宽大,举动坚决,面容严酷,神色充满了智慧和毅力。这一切使人一看便产生了好感。他似乎最近还受过苦难,这苦难在他脸上烙下的印证更增加了他的同情心。他是一个不仅能吃苦,并且不怕吃苦,而且能战胜苦难的人。

  爵士和他的朋友们一看便感觉出这一点,艾尔通这个人叫人家一接触,就不能不重视。爵士代表大家发言,提出许多问题,艾尔通一一回答了。他们两个在这种场合巧遇知音又是同胞,心里百感交集。

  所以,爵士最初提出的问题都是杂乱无章的,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涌出来的。

  “你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?”他问。

  “是的,爵士,我是那条船上的水手长。”

  “是船只失事后和他们一起脱险的吗?”

  “不是,爵士。在那可怕的当儿,我被甩出船帮,被海水打到海岸上来了。”

  “你不是文件中说的那两个水手之一吗?”

  “什么文件?我不知道这回事!”

  “那么船长呢?”

  “我原以为他淹死了,失踪了,沉到海底去了。我一直认为只有我一个脱险呢!”

  “但是,你刚才说船长还活着呀!”

  “不对,我刚才说,如果船长还活着的话……”

  “你刚才又补充了一句,他一定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啊!

  ……”

  “是呀!他只能在这片大陆上。”

  “那么,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吗?”

  “不知道,爵士。我再重复一遍,我以为他葬身海底了,或者在岩石上撞死了。是您告诉我也许他还活着的呀。”

  “那么,你还知道什么?”爵士问。

  “我只知道一点,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,他就在澳大利亚大陆。”

  “船究竟在哪儿出事的?”少校终于忍不住了。

  这本该首先提出的问题,但被爵士和艾尔通之间空泛的谈话给耽搁了。现在,谈话步入正规,比较有条理了,不一会儿,那段漆黑的历史情节开始明朗化了。

  艾尔通对少校先生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回答:

  “当我正在船头接触帆时,突然被甩了出去,不列颠尼亚号正向大洋洲海岸驶去,那时它离岸不过两英里。因此,出事地点一定就在那儿。”

  “在南纬37度线上吗?”门格尔问。

  “是的!”艾尔通说。

  “是不是在西海岸啊?”

  “不是,在东海岸,”水手长纠正说。

  “在什么时候?”

  “1862年6月27日夜晚。”

  “对了,对极了,”爵士叫起来。

  “您该明白了吧,爵士,”水手长又补充道,“如果格兰特真活着,就一定在大陆上能找到他,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。”

  “我们一定去找,一定找到他们,把他们解救出来,朋友们!”地理学家叫起来。“啊!宝贵的文件啊,”他又天真地补充上一句,“不能不说你落到最聪明的人手里。”

  无疑地,没有人听这位地理学家恭维的话语。哥利纳帆夫妇、玛丽和罗伯尔又再次涌向艾尔通身边。他们握着艾尔通的手,好象有了这个人在眼前,格兰特船长的安全就有了保证。既然水手能安全脱险,船长还不能逃出那场灾难吗?艾尔通也乐意地重复着格兰特应该和他在一起的话语。大家又问了他许多问题,他都一一作了解释。当他讲话的时候,玛丽小姐握着他的手。这是父亲的一个伙伴呀!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船员呀!他曾在格兰特船长身边生活过呀!他们共同漂洋过海,冒着共同的危险呀!玛丽小姐紧盯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,激动地流出泪水。

  直到这时为止,没有任何人再怀疑水手长的身份了。只有少校,或许门格尔也在内,他们心里想艾尔通的话是否能完全相信。这种意外的巧合可以引起若干怀疑的。当然,水手长举出许多事实以及许多彼此相符的日期,还举出许多动人的特殊细节。但是细节尽管正确,也不一定是真的,因为骗子的手段往往高明得多,大家都知道这一点。因此,少校保留态度,不肯立刻下断语。

  至于门格尔船长呢,他的怀疑不久就被水手的话打消了。当他听见那水手对玛丽谈论她父亲时,他认为艾尔通真正是格兰特船长的伙伴了。艾尔通非常熟悉船长的孩子。当他们出发时,他还在格拉斯哥港见过他们。他说,那天船长向朋友告别,举行了宴会,两个孩子都来吃饭。那时,小罗伯尔还不到10岁,船长托水手狄克照看他,他却背地里爬到桅杆上的横木,虚惊一场!

  “真是这样吗?”小罗伯尔笑着问。

  水手长又随便讲了许多小事情,仿佛无足轻重,但船长却看得十分重要。他歇下来,玛丽就柔声请求他:

  “再说呀,艾尔通先生,再给我们讲讲我们的父亲。”

  水手长极力地满足他们的要求。爵士不愿打断他的话头,但是有更多的问题挤在脑子里,海伦夫人让他看玛丽那种快慰的情绪,不让他开口。

  就在这段谈话中,艾尔通叙述了不列颠尼亚号的历史以及它在太平洋上的航行。玛丽对那次航行也知道一部分,因为船只的消息一直到1862年5月才消失。这一年中,这艘船在大洋洲各主要陆地都曾靠岸,他们到过新几内亚、新西兰、新喀里多尼亚,这些陆地多是殖民地,所以他们到处受到英国当局的歧视。然后,他们居然在巴布亚西岸找到一个据点,觉得可以在那儿建个移民区,并可以保证它的繁荣。的确,在摩鹿加和菲律宾的船路中间如果有一个中途站,一定能吸引许多船只,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,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就取消了。格兰特船长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,他反对那些不顾国际共同利益的政治斗争。

  不列颠尼亚号在勘察完巴布亚之后,就到卡拉俄去办粮食,1862年5月30日离开卡亚俄港,准备由印度洋取道好望角回欧洲大陆。启程后三个星期,一场骇人的暴风雨把船打坏了。船几乎要翻了,非砍断桅杆不可。船底漏洞开始进水,怎么也堵不住。全体船员几天几夜未合眼,快累死了,他们一刻也离不开抽水机。轮船在风暴中颠簸了8天8夜,舱里水深6米了,船体渐渐下沉。而小艇又都在狂风暴雨中刮走了。大家只好在船上等死,而这时候,正如地理学家推测的那样,船望到了澳大利亚东海岸。不一会儿,船就撞岸沉没了。先是猛烈一碰,艾尔通被浪头卷进去,打到一个珊瑚礁上,晕了过去。苏醒过来以后,他已落到土人手中。当他被带往内陆后,再也没有听到不列颠尼亚号的消息。关于格兰特船长的叙述到这里结束。这段叙述引起不止一次的惊呼,少校再也不怀凝水手长所说的事实,否则,不免太不公正了。有了文件,再加上艾尔通的个人经历对于这次寻访就更具有现实意义,这一切充分证明格兰特船长及他的同伴没有葬身海底。人们很合理地推测到那三个人的遭遇,所以大家又请艾尔通叙述一下他在内陆的情形。这段叙述很简单,很通俗。

  艾尔通成了土人的俘虏之后,就在大运河流域一带劳动。他生活得很苦,因为那部落本身就是穷苦,但是他并不受到虐待。艰苦的奴隶般的生活过了两年,他的心中依然怀着恢复自由的希望。尽管逃跑会遇到很多危险,但他还是等待任何一个小机会以便逃脱。

  1864年10的一个夜晚,他趁土人防备不严,跑到原始森林里躲了起来。整整躲了一个月,他吃的是草根、树叶、树皮等,在广无人烟的地域来回徘徊。白天靠太阳,晚上靠星星辨别方向,他常常沦入绝望的境地。就这样,他越过沼泽、河流、高山,走过许多探险家都不敢到的地方。最后,他跑得精疲力尽,死去活来,已奄奄一息,才来到奥摩尔这个善良的人家里,以劳动换得幸福生活。

  “艾尔通对我很感激,我对他也很满意,”那爱尔兰移民听完这段叙述之后说,“他是个聪明又勇敢的人,只要他愿意,这儿永远是他的家。”

  水手长做了个手势,表示对爱尔兰人的感谢,他等候人们继续提出问题。这时他心里想他的听众问这问那是有充分理由的,应该满足他们。但是,现在他回答的问题有的提过好几遍,还有什么新问题呢?因此,爵士让大家展开讨论,根据目前情况,应该怎样制定下一步的寻访计划。少校转向水手长,问道:

  “你说你是格兰特船长的部下,有什么证明吗?”

  “这还用说,”艾尔通毫不迟疑地回答。

  但是,他感觉到少校对他有点不信任,因而又补上一句。

  “我有船上的服务证书。”

  说着,立刻走出大厅去取那证书。他来去不过一分钟。奥摩尔趁这个当儿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爵士,我可以向您保证艾尔通是个诚实人。他在我这里做了两个月的活,没有一点可责备的。我事先已知道他是个遇难的俘虏。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,值得你信任。”

  爵士正在向庄主解释他可从来没有怀疑过艾尔通的身份,而这时艾尔通已拿着证书走来。这证书是船主和格兰特船长共同签署的,玛丽认出是父亲的笔迹。证书上写着“兹派一级海员脱姆·艾尔通为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。”关于对艾尔通的身份毫无怀疑的余地了。“现在,”爵士说,“我征求大家的意见,今后将怎样做的问题。你的意见,艾尔通,是特有用的。如果你再给我提些建议,我们将十分感谢。”

  水手长想了一会儿,然后回答说:“谢谢阁下对我的信任,我也尽力不辜负您的希望。我对这儿的风土人情也了解一二,如果我能给诸位帮忙的话……”

  “你当然能给我们帮上忙!”爵士说。

  “我和大家想的一样,”水手长又说,“船长和那两个伙伴既然从那场惨祸中逃脱出来,没有跑到英国的属地,现在又无任何消息,就不得不怀疑和我遭遇一样,被土人掳去了。”“你说的正是我所预料的情况,”地理学家附和说,“那几个遇难人明显做了土人的俘虏,他们在文件中也预料到了。但是我们能不能推测,他们所去的地方和你一样,在南纬37度线以北呢”。

  “很有可能,先生,”水手长回答说:“那些歧视欧洲人的土人很少住在英国殖民区的。”

  “这叫我们找起来困难多了,”爵士说着,心里没有主意,“这么一大片陆地,我们又怎么能在内陆找到俘虏的踪影呢?”

 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,海伦夫人用眼光探问全场的旅伴,但是得不到答复,就是那心直口快的地理学家也破例地哑口无言了,门格尔船长在大厅里踱来踱去,也感到有些为难。“你有什么好主意呢,艾尔通先生?”海伦夫人终于问水手长了,“假如是你,将如何做法?”

  “我要做的话,夫人,”艾尔通相当快地说,“不再回到邓肯号上,直接驶到出事地点去。到那儿再见机行事,这样,或许可以找到一点线索,然后再斟酌处理。”

  “好倒好,”爵士说,“只是要等邓肯号修好了才成。”

  “船坏了吗?”艾尔通问。

  “是的,”船长回答。

  “坏得厉害吗?”

  “厉害倒不厉害,只是需要些修理工具。一个蒸汽轮的叶片扭坏了,只有到墨尔本才能修好。”

  “不能张帆行走吗?”水手长又问。

  “能是能,但是,稍微起了逆风,邓肯号到吐福湾太浪费时间了。不管如何,还是要到墨尔本去的。”

  “那么,让它先去维修好了,”地理学家叫起来,“我们不坐船去吐福湾了。”

  “步行去吗?”船长问。

  “横贯澳大利亚和横贯亚美利亚一样,我们沿着37度纬线走就行了。”

  “但是邓肯号呢?”水手长问,显得格外关心。

  “等邓肯号修好后,去接我们。有谁反对这个计划?少校怎样?”

  “我不反对,”少校回答,“只要横贯澳大利亚是可行的话。”

  “那没问题,”地理学家说,“我还建议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一块去呢!”

  “你说的是真心话?巴加内尔?”爵士问。

  “老实不客气地说,我亲爱的阁下。这只有580公里的路程,一天走30公里,不到一个月就走完了,和修好邓肯号所需时间差不多。啊!如果要在向北一点的纬线上行进,如果要在澳大利亚最宽的部分穿过它,如果要经过那些酷热的大沙漠,总之,如果要做许多最大胆的探险也没做过的事,那就不同了。这趟旅行,如果大家愿意的话,可以坐轻快的马车,也可以坐土车,坐土车更有情调,等于从伦敦到爱尔兰去游览一番,没有什么别的东西。”

  “若是有猛兽呢?”爵士想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提出来。

  “澳大利亚没有猛兽。”

  “遇到未开化的土人呢?”

  “这条纬线上没有土人。即使有,也不象新西兰的土人那么凶狠。”

  “还有英国的流犯呢?”

  “在澳大利亚南部各省没有流犯,只有东部殖民区才有。37度纬线穿过的维多利亚省不仅拒绝流犯入境,而且还制定法律,连外省期满释放的流犯都不准入境。甚至今年维多利亚省政府还通知轮船公司,如有接受流犯的港口,禁止以后运煤,并停止对公司的补助。”

  “是的,”奥摩尔肯定了巴加内尔的说法,“不仅维多利亚这样做,而且南澳、昆土兰、乃至塔斯马尼亚各省也纷纷效仿。

  “就拿我说,我也不曾遇见过,”艾尔通附和道。“你们该放心了吧,朋友们,”地理学家又说,“既没土人,又没猛兽,更没流犯,连欧洲也没有这样好的地区!现在,大家该同意这个计划了吧?”

  “你的意思如何,夫人?”爵士问。

  “我同意大家的意见,我亲爱的爱德华,”海伦夫人回答完,又把头转向大家说:“上路吧!朋友们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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